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些年：现阶段还是要“扩中”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中，明确了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多项任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将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了解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40年来的历史脉络、为居民增收带来的改变，以及仍面临的问题，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了长期从事收入分配领域研究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新年，为大家做系统梳理。

生活过得好不好，与人们的腰包鼓不鼓息息相关。在我国过去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离我们普通百姓生活最近的要数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了，尤其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4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围绕效率与公平展开。如今，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引导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历了哪些重要节点？人们收入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近日专访了长期从事收入分配领域研究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新年。

1978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其实，经济所与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陈新年采访一开始就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1977~1978年间，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于光远先生，联系了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吴敬琏、周叔莲等4人，牵头组织召开了4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提出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确立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这几次讨论会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早在1956年，我国就已确立了按劳分配的基本收入分配制度，并在1975年写入宪法。”陈新年坦言，因为历史原因，当时对这一制度有误读，有扭曲。“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度，主要表现为‘一平二低大锅饭’，那个时候以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担心多劳多得会导致两极分化。”陈新年讲述，打倒“四人帮”后，社会各界开始拨乱反正，经济学界也开始正本清源。“1977~1978年间在经济所接连召开的4次按劳分配讨论会，从经济学理论层面阐明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并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法权，不会产生两极分化，这为此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陈新年说道。此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80年代：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并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将其写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文件。在陈新年看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个重要节点均是围绕分配原则的变化进行的，这些变化体现了当时发展阶段中生产发展水平及收入分配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不同时期对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后，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经过几年探索，实践中已逐渐出现其他的分配方式。“改革前，个体户、私营经济都属于非法经营。”陈新年强调，而在1987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第一次肯定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这对于个体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突破。与之相对应，为保证收入的合法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

“这次报告还特意举例说明何谓其他方式。”陈新年强调说，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外，其它分配方式包括债券利息、股份分红、企业主部分非劳动所得，言外之意，以上这些收入都属于合法收入。这也被看作是为劳动以外的其他合理收入正了名。

“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分配方式放开后，经营者积极性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也得到快速提升，物质供应开始丰富起来，这个阶段，开始逐渐出现收入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陈新年如是说。也正因收入差距的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政策导向。

“万元户”可以说是那个年代作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标签，也是在那时，整个中国大地迎来了第一次“下海潮”。

90年代：“下海潮”让更多人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在那个年代，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这辈子能赚2万元。”陈新年笑着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她所在的事业单位拿的是“死工资”，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每月工资仅100元左右。“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虽然单位有福利分房，但均以筒子楼居多，不仅朝向不好，而且按照职务级别及工龄等硬性分房指标，年轻人通常排在后面，分到手的房子大多是与别人合住一套房，真的很不方便，说得难听点，两家合住一套窄小的公寓很不人道。”陈新年回忆说，“我们家当时分到的就是与别人合住的三室一厅，我们只住其中一间朝西的不到15平米的房间，只有一个小西窗和一个小阳台，孩子在那里长到将近两岁，上厕所两家人排队，那种环境真是不堪回首。”

穷则思变，陈新年介绍，当时好多人下海了。“下海经商的，去外企的，去证券公司的都有。”陈新年表示，也正是那时，为防止“体制内”人才流失，开始反推“体制内”薪酬制度改革。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理顺工资关系、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如此，一部分人后来又回到了“体制内”。

1997年，我国第一次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并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种分配方式由“补充”变为“并存”，在陈新年看来，这更加明确了多种分配方式的作用。

“我的一位同事原本也在‘体制内’工作，1998年下海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1999年买了人生的第一部车，2000年买了商品房，过上了有房有车的中产生活。”陈新年表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原则的确立，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提高了市场积极性创造性。

2000年后：收入差距拉大促使政府调控

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不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体人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年均增长12.8%。

“2000年以后，有钱人越来越多，社会上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讨论也多了起来。”陈新年表示。伴随着城乡居民财富的显著增加，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公平难以兼顾的问题，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逐年递增，由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43，再到2007年的0.4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2年的2.51倍扩大到2002年的3.30倍，再到2007年的3.60倍。

于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继续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同时，又进一步明确“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同时，党的十六大还首次提出“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并强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自此，“扩中”成为热词。在陈新年看来，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要，“党的十六大实际上是明确了继续市场化的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政府的责任。”

“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2007年的十七大不再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而是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陈新年说，这意味着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需要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需要转向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八大对此再次作了重申，尤其是对初次分配阶段兼顾公平和效率提出了具体要求。“因为实践表明，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不公平现象，例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问题、‘体制内’企业的平均主义问题、‘体制外’企业收入分配极不平衡问题，以及存在的非法收入及贪腐现象等。”陈新年说。

在陈新年看来，“扩中”是个很好的战略，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十八大以来，“补低”效果显著，中等收入群体也不断扩大，不过，目前业界普遍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仍面临多重挑战，如大规模减税减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垄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陈新年认为，新一轮的个税改革将减轻工薪阶层纳税负担，为工薪阶层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陈新年表示，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理顺分配关系，在初次分配领域其实就是指各种生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比如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分配比例如何确定等，这也是目前收入分配领域突出的难题，事关公平与效率，事关社会和谐稳定。”陈新年认为，这涉及劳动力市场价格如何确定、管理者薪酬拿多少合适等问题，各生产要素如何分配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体现公平，又不影响效率。